（因为忙着一个翻译的收尾，这篇东西在事后一个星期才贴上来。也罢，不管它时效性了——一切所谓“时事”都只是由头，牵出更加恒常更加不能释怀的东西。）

我看新闻从来都很草率，雁过不留痕。也没有常性，时常忘记。桑塔格说她需要每天读报，吸收“定额的恐怖”，我没有那么“介入”。这天晚上本来差点忘记看新闻，打开电视却觉得一只“雁”当头栽下来，砸得我狠狠闪了一下腰，不是痛，是一块淤青的那种胀不破吐不出的别扭。

法国总统大选预备阶段进入尾声，极右翼的国民阵线候选人勒庞巡游北部皮卡底大区，顺便造访了位于海滨小镇Noyelle-sur-Mer的……一战华工墓地！！！！！

说勒庞是“候选人”其实不确切，因为参选总统需要500个市长（法国最低的行政单位是“市”，所以所谓maire，完全可以相当于我们的一个村长镇长）的签名保荐。勒庞到目前为止只得到了450个。而Noyelle所在的索姆省，随着重工业衰落而一派萧索的北方，2002总统大选时就是国民阵线选票的重镇。

但造访华工墓地，虽然不算是勒庞此行的醉翁之意，这毕竟板上钉钉地标志了国民阵线策略的巨大转向，或者可以说柔化吧——从“零移民”（immigration zero）到“同化”（assimilation）。去年勒庞作过这么一个演讲，今天又被人拿出来说事：啊，外国裔法国人，我们会欢迎你们加入我们，因为我们曾经多么成功地同化了你们，我们这个美丽的、令人肃然起敬的法国……只要你们诚实工作，只要你们遵（我们的）纪，守（我们的）法，我们就欢迎你们投入我们的民族熔炉……

我没有改动一个字，虽然翻译的口气有点夸张有点调侃。从竞选策略的角度而言，勒庞的智囊Martinelli说，外裔选民内部在分化。已经完全融入法国社会甚至跻身精英行列的移民后裔时常比纯血统法国人更急于与底层移民划清界限，这是极右势力的可趁之机。启发了他们的是前年的郊区骚乱，电视新闻里一个北非裔女子厌恶地称骚乱者（她血缘上的同胞）为流氓。“如果在萨尔科齐和勒庞之间，我选勒庞。”她说。于是，今年国民阵线的竞选海报，主题是“不高兴的法国人”，组图的每个画面上是一个疲沓的绷着脸的人，伸出右手拇指向下，表示不满。其中一张赫然是一个相貌介乎于加勒比裔、北非裔和黑白混血之间的女孩。

看到这条标题为“Le Pen Light”（清淡口味勒庞）的新闻时，我在我的毛里塔尼亚朋友法蒂玛家。法蒂玛大声说：“这个女孩，她还知不知道害臊？！”

为一个恶名在外的极右翼党派摇旗呐喊，这委实不堪；但作为法国政治生活一个漫不经心的看客，一个异乡人，我感到放心——因为极右翼立场的松动。我想，这毕竟是一个政治成熟的市民社会。常有论者强调希特勒是普选上台的，籍此证明民主的脆弱。但那是一个年轻、犹疑的民主（魏玛共和不过十年有奇）、缺乏政治经验的民众、以及非常状态的内外环境相互交激的结果——简言之，那是民主的失范，而不是民主的正常结果。自主政治意识尚未觉醒的人民——简单的个体加和——会被极端话语牵着鼻子跑，由人沦为工具（可能可以这样说，他们在私领域中毫无疑问是“人”，有凡人的七情六欲，但一旦因为内忧外患国难兵燹等等，群己公私的界限被强行冲毁，在没有相关经验和判断力的时候就茫然卷入公领域的活动中，面对高台上滔滔不绝的领袖，他张口结舌，不能出一言，顺理成章的，会与无数同他一样茫然的人一起，汇入一种横冲直撞的集体无意识中，指东杀西，如一把鬼头刀。）；积累了足够参政经验的人——这时该说“市民”了，一个共同决定并承担命运的具有群体意识的共同体——他们的集合不是简单的1+1=2，甚至不仅是将沙砾装进沙袋（数一数，斯大林格勒前线有多少德国沙袋？），而是形成一种自己的声音、一种意志的表达，消解任何讲台上的叫嚣声。民主政治下的游戏规则是多数票取胜。当具有理性抉择能力的市民群体足够强大时，极端思潮就只有两种选择：固执己见，满足于偏安一隅；或者接受招安，谋求实现更高的庙堂愿望——招安之后的梁山就徒具其名了。国民阵线的这向主流靠拢的一步，也冒着失去原有选民的危险。“犹豫不决进退两难”啊，就像诸葛亮在西城城头嘲笑司马懿的唱段。这种困境，也是完善的民主政体下对极端势力筑起的软性防火墙吧。极端论调可以在长时间内吸引少数人，甚至可以在时局影响下，短时间地吸引为数不少的选票，但赢得绝对多数票难于上青天，偶然赢得多数票以后，想在主流反对党和舆论的眈眈监视下兑现极端的诺言而推行之，更加形如梦呓。换了极左派如法共的布费，所谓建立“第六共和国”，也不过纸上谈兵而已。

但是我看到屏幕上勒庞走在Noyelle的华工墓地里，依然觉得吃了苍蝇。

不仅因为那是我抽象的血脉同袍。原因很个人：因为04年的一战停战日（11月11号），我去过那块墓地。当时学校组织中国学生去扫墓，当时我作为代表发了言。事后写了文章，卖了些银两。文章的定稿已经找不到了，只找到草稿和当时拍的照片，附在文后，立此存照。当年的市长都没有换，我核对了照片，同一个人。

但是，我怪诞的感觉实在不仅仅是看到勒庞走在我曾经亲眼所见的地方。

首先，勒庞把造访华工墓的举动当成抛向外籍选民的橄榄枝，仔细想想，实在驴唇不对马嘴。论者完全可以做这样的解释：是不是说，他的理想国中，外国人只有当苦力的份？我房东的儿子说，他听见勒庞说“一个死了的中国人胜似一个活着的法国人”，我没听见这句话，但我不奇怪很多人会这么理解。（关于一战华工的处境，附文中有具体的描述，此不赘述。）劳动最光荣云云，别人说来或许无妨，可换了勒庞，在一个“苦力”的坟前，很容易让人想起奥斯威辛的大门上的口号：Arbeit macht Frei——劳动通向自由。

还有另一种更加深入骨髓，更抽象，也更不容易用语言描述的不安。某老人家说，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历史的动力，不错啊，可是，裁断历史的刀笔，并不在“人民”手上。“人民”只是一包包沙砾，他们或许抵御了洪水抵御了枪林弹雨，但沙砾不会说话。任何一本历史中都只有辕门旗下的两军主将的名字——无论成王还是败寇——而没有沙砾的影子。我们记住的不是“动力”，肉眼看不见“力”，只能看到力的效果。我们记住的是被书写的历史——分析、归纳、统一，根据一种价值标准把历史的原材料打碎重组。语言有一种古怪而可怖的力量，它是最缥缈的，是“水上写的字”，但就是它，也只有它，使你实实在在作过的事情有了重量、质感、意义——一句话，让你能够松一口气说：我活过了。

“哀其不幸，怒其不争”，可以换一个说话：痛其无声。因为没有表达的能力或表达的权力，所以无从争夺话语权的制高点，只能任人挟持、涂抹上红黄蓝白黑的各色意识形态油彩。一个九十年前客死他乡的中国人坟前，被如今一个法国极右翼政客插上了招徕食客的酒旗。是的，公墓是公共领地，任何人有权在这里竖起他中意的旗号。可是，当别人在这里动机不纯地竖起一面面大旗时，我们依然没有为同根所生的死者竖起一面灵幡。太多的中国往事，全世界都在大说特说，好说歹说，七嘴八舌，口水滔滔，而中国，始终沉默，大闷锅内的窃窃私语，传不到外面，传出去也无法翻译，无人理解——“长长短短任人评论”，这是《玉簪记》里陈妙常在唱。

假如勒庞上台，修撰法国移民史，这些工人将成为怎样的素材？

——也未必真是沉默。一次大战刚刚结束，协约国胜利，中国因为派遣了劳工而位列战胜国之末，全国上下喜出望外，官府放假，学校放假，北京大中小学生组织上街庆祝，各界名流纷纷登台演讲，展望世界大同的前景，一派陶然。也因为中国战胜全靠劳工，一时间人皆称“劳工神圣”、“布尔什维主义胜利”（这是中学历史讲新文化运动时大家都要背记的篇目，小和尚念经多年，我才刚刚知道，它是在什么背景下写出的），于是那些遭德国鱼雷袭击葬身地中海、在飞机轰炸中粉身碎骨或精神失常、不堪虐待逃跑后被处决的工人，全部变成了神圣的、令国人扬眉吐气的“主义”。康有为曾经致函谈判代表团团长陆徵祥，要求优先解决劳工问题，不知是否真正落实到谈判桌上。在Noyelle的劳工墓碑上看到的死亡时间，大多是硝烟散尽后的1919年——死于西班牙流感。

数千工人——又岂止这数千工人——无论生，无论死，九十年，依然无声。这无声处，听不见惊雷。

记得公墓门上，刻着当年的驻英公使、巴黎和会谈判代表施肇基的一幅挽联：

“我欲多植松楸，长生远为东土荫；是亦同根袍泽，积劳宜挽国殇名。”

孤零零地立在法国深处的一个村庄，那里没有人能读得懂，这一串串纠结缠绕的画符。

两年前的那篇文章：

11月11日，法国无数受人喜爱的公共节假日中的一个。

——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停战纪念日。为4年同类相残画上的一个凄凉而悬疑不决的逗号。

这天全法国人民在家里安然的休息；政治人物在为无名英雄纪念碑献花；老兵们（但是是二战老兵，一战老兵按1918年18岁算来，如果还有活着的，最年轻的也得104岁了）在举行战友聚会；教会举行弥撒为本教区的世界大战死难者安魂。

这天学院里组织中国学生去北部皮卡底大区索姆省小村努瓦耶尔Noyelles-sur-Mer参加的纪念活动。一个比较富有乡土气息的农业区普通村庄，临近索姆河战役战场，另外，村口的Nolette有一个特殊的……一战华工墓地。

很少有中国人知道这个墓地的存在，甚至很少有人知道一战末期段祺瑞政府曾经派遣华工远赴欧洲战场。知道的人也绝少会特地去寻访这个火车都不通的地方。

所以，组织中国学生在停战纪念日去祭扫是很有意义的事情，而且，“也算是秋游，对吧？”我们系主任说。

很好，于是有12个中国学生报了名去参加“秋游”。

恍然小学时去雨花台秋游，在人民英雄纪念碑下面放肆的吃话梅。

只不过，这次代表中国学生，（不，系主任说是代表“中国人民”）发言的是我。

以下是我熬夜写成的发言稿：（原文是用法语写的）

今天，我们在这里，在努瓦耶尔，缅怀一次大战期间欧洲战场的中国劳工。他们在欧战的最后阶段，登上了被三年的同类相残夷为废墟的，渴求着新的劳动力的欧洲。他们来时总共有十四万人，其中九千人死在了这片异国的土地上，死在了这场不属于他们的战争中。

当有人建议我们祭扫这个埋葬着我们数百同胞的公墓时，首先震动了我的就是这命运的疏离感和荒谬感。我尤为感动的是，这些长眠在这里的人本不是战士，而仅仅是普通的劳工。他们大多是贫苦农民或城市失业者，几乎没有受过教育，他们决不会想到自己有一天会为任何一个抽象的祖国献身，而所谓自由的概念对他们来说，就像这些远在天边的欧洲国家一样陌生。只是迫于生计，他们才不得不离开了故乡的田地，来到了这里，怀着生存下去的希望。

然而，我依然满怀敬意的，称他们为战士。只不过，他们所与之战斗的，不是来自所谓敌国的同类，而是他们的生存境况——因而，他们的斗争更加富有人性。我试图在脑海中重建这样的一幅景象：一个中国农民，用他耕种故乡山东农田的专注，在索姆的战场上挖掘战壕，心头牵挂着家里饥饿的孩子或母亲；至于那措手不及间将他和故乡永远分离了的死亡，我愿意把它看成不公的命运强加给他的最后一宗不幸，在这充满残酷的四年间，这样的不幸，也被同样不公的强加给了数以百万计的法国人，德国人，英国人，俄国人……今天，在这里，我们同样向他们表达我们深深地怀念。

只有这时，我们——欧洲人，中国人，我们才终于结合在同一种命运，同一场斗争中：为了更美好的生活，为了我们的后代不再体验到这样的贫苦，不再需要在一片离故乡如此遥远的土地上，突然面对不公的死亡。

11号中午村公所里举行的全村鸡尾酒会。平生第一次面对这么多老人的目光演讲，而且还是法文，我几乎紧盯着稿子从头念到尾没有抬头，最后掌声响起来，外省村民的掌声那么热烈真诚，我几乎红着脸逃窜下去，同学说，1，你的声音紧张得（还是激动得？）在颤抖；2，你发现没有，有几个老太太被你感动的眼泪汪汪……

真的吗？我根本没时间多想，几个老头拿着香槟酒瓶子给我们一杯一杯的灌酒，哪怕我竭力声明我要醉了也无济于事，那几张典型的欧洲农人棱角分明的脸上有一种理直气壮的豪爽，于是我一杯接一杯的灌了那么多香槟，脸红到脖子根。

这土地深处的法国啊！

这个在11月11日早上一起上教堂去做弥撒的法国（教堂坐落在一个公墓的十字架丛中，村子的本堂神甫以普世的爱的名义呼吁大家回到上帝的怀抱中来，不要再因为蜗角利禄互相杀伐。大家齐唱圣歌，没有风琴，一个本村小乐队老老小小的乐手们用小号，双簧管和小鼓伴奏），这个有一个小小的谦卑的世界大战纪念碑的法国（纪念碑上立着一个戴钢盔的士兵，底座正面“努瓦耶尔，致它为法国死去的孩子”，其他三面刻着两次世界大战努瓦耶尔战死者名单。二三十个人，教堂仪式结束后，大家围在纪念碑前，一个胸前挂着三个勋章的二战老兵大声的把名单朗读了一遍。），这个大衣上端端正正别着勋章，一脸农民气的认真的法国（我问一个二战老兵能不能拍照，他一言不发，局促的笑，然后立正站直，严肃的看着我，背后是一个农民惯看一生，并曾经拿起武器守卫过的的朴素砖墙。）

……一片可以让人安心终老其间的平和土地。

——但是这是法国人的土地。

843个中国农民躺在别人的田地里了。

真正看到了墓地，心里却并没有什么极度震撼的感觉，虽然我在深夜写演讲稿的时候曾经想象，在墓地上我将能写出多么悲慨激昂的诗，甚至还遐想过，要拎把二胡来墓地上拉一段江河水或怀乡行。

墓地坐落在一片开阔的牧场中间，矮矮的围墙外，几头健硕的奶牛优哉游哉享受着仲秋难得的响晴天气。整齐划一的八百多块小小的墓碑静静排开在天空清澈的浅蓝下，其间耸立出两三棵三人合抱的柏树，深绿的浓荫把正午尖厉的阳光弄软了，乱了。安静，但是很日常的安静，完全不像比如拉雪兹公墓，一进门，立刻汽车声，人声，什么都听不见了，生死两个时空的界限，任何声音也跨越不了。这里八百块墓碑太少了，它们弥散出的肃穆远不足以抵挡住这个世界的喧哗或嗫嚅。

有一个欧洲时报（巴黎的华人报纸）和一个皮卡底邮报的记者等在墓地，镇长和系主任忙着接受他们采访，学生于是都乐得逍遥。我一个人沿着一列列的墓碑走下去，看一个一个大同小异的墓碑：

最上面是一个四字铭文，全部看下来不外乎四个成语：“勇往直前”，“鞠躬尽瘁”，“虽死犹生”，“百世流芳”。下面还有这个成语的英文翻译（Noyelle墓地的华工全部属于英军部队所辖。）。墓碑正中是死者的姓名，（令我有点惊讶的是，虽然都是农民或城市贫民，这里的死者很多都有一个温雅规整的好名字：秦梦之，王兆元，徐振河，辛兆英，张胜月……想来那时的孩子名字是本村秀才来取，特别在山东这孔子的故乡。但他们终有一天会埋骨在遥不可及的异乡，那里这些好名字只是一串没有意义且无比拗口的音节而已。）右侧一行小字是死者的籍贯，具体到县（山东历城县，山东牟平县，山东寿光县……），几乎全是山东籍，偶然有河南或江苏。最下面是死者的编号，“Chinese labour corps”（英文：中国劳工队），died（死于）19xx年x月x日。很多死于1919年，那个战火已然消散后的夏天，肆虐中南欧国家的西班牙流感。也有一部分墓碑上没有死者的中文名字，只有一个英文译名，同样也就没有籍贯。还有几块无名无姓，例如“three soldiers of the great war chinese labour corps.”（英文：三个世界大战中国劳工队的士兵）或者“a man of the chinese labour corps”（中国劳工队的一个人）。

茸茸的青草踏上去很舒服。墓前的裸土中稀稀落落的栽种着几棵红月季，间或还有一丛宝石花。很温情，尤其很中国——石牌坊式的大门，门上对联：我欲多植松楸，生长远为东土荫；是亦同根袍泽，积劳宜挽国殇名。工整古雅。

我有点茫然的看着这些墓碑，对联，松柏。我看到了每一块墓碑，但我似乎什么也没有看到，我从这些极端程式化的铭文字里行间什么也读不出来。空漠，怪诞的寂静，一块漂浮在过去和现实的暧昧中的飞地，茫茫然一片，无法想见历史的面目。

镇长最后发给我们每人一份墓地简介，其实就是一份相关报道的汇编，还有几张历史照片，带着圆顶瓜皮帽的工人蹲在地上，端着饭盒，大多数人只顾低头吃饭，只有一个工人对着镜头露出一丝犹疑的笑，浅得近似于无。还有华工营地的全景图。“camp”，所有的资料中都把华工营地称为“营”，集中营的营。资料首页是一张墓地入口的速写，显然是法国人画的，门两侧的对联用圈圈点点涂抹出来，看上去像日文片假名；门顶上篆字的铭文X古（有一个字，很惭愧，我也不认识），被画者实实在在写成一个“拆”。

我抓着资料和所有的人合影，两个记者不厌其烦的拍了半天，然后我们一个一个的在墓地的留言册上签字。本子干干净净，只有三个签名，我们12个中文名字一下子就在纸页上显得气势磅礴。风吹得手有点发僵，很难把字写好。

之前的一个签名人留了这样一句意味深长的话：

Hommage a ces oubliés de l'Histoire, qui sont venus en Europe pour chercher de la prospérité grâce au trvail forcé。

（怀念这些被历史遗忘的人。多亏了（！）强制劳动的存在，他们曾经来到欧洲的土地上，寻求富足的生活。）

墓地管理员重新打开圆墙上的一个铜制小门，把本子锁进里面的一个暗槽内。

然后我们上车，离开Noyelle。系主任让大家表决，下一步去贡比涅看一战签字地的旧址，还是去诺曼底参观苹果酒窖。大家都喊着去苹果酒窖。路上有人带头唱歌，唱我的祖国，唱到高音部分几个人的声音都开始发虚。“你们

好像要喊烈士英灵回家一样。”一个女生说。

“烈士”，多么不是滋味，多么怪诞的表述。烈士是为主义献生的人，供人景仰用的。而这不是西班牙内战的国际纵队中国支队，一战是一场没有正义非正义可言的战争，华工也只是在这里求一个糊口而已。他们谁也不想以这样的形式“百世流芳”。

墓地的空茫现在加倍的膨胀起来。我靠在车窗上半梦半醒的听同车同学兴高采烈的歌声。没错，我们是以秋游的名目才得以凑足了12个人（要交25欧元的路费呢，可以吃五顿麦当劳，这一点就打消了很多人的念头），到一些不幸的死者墓前……转悠。

更何况，我们和死者之间，仅仅靠一条纯粹抽象的共同“血脉”联系着。我无法忍受活生生的人为抽象的主义而死，那我也没有理由认定所有的中国人在Noyelles都必须为这些非亲非故人而切肤的悲伤。既然大家的现世生活中都有太多可以开怀的理由。

回到家里和我房东（科西嘉人）谈起这个话题，她说她的直系亲属中就有三个人死于一战：她的祖父，叔祖和一个表舅公。“我们科西嘉为一战付出的损失是最大的。”我房东有点愤愤：“他们把科西嘉人，巴斯克人，布列塔尼人……送到前线，把巴黎人留在预备队里。他们很有数，什么地方的人应该去当炮灰，什么地方的人有理由活下去。”祖父死的时候她妈妈只有两岁，“我有一张照片，我奶奶全身黑色衣裙，牵着我妈妈，我妈妈才一点点大，也全身黑衣。想象一下一个两岁戴孝的小女孩，多可怕……我叔祖死在战后，但是死因是毒气造成的肺衰竭，死的时候二十出头……想想我们一家人就为一次大战付出了三条人命……你到科西嘉看，所有的村子里都有长得惊人的两次世界大战阵亡人员名单……”

两个民族的人的创痛交汇在一场大战中……是的，一切都属于人的创痛，生存的痛楚，只是这一次，它打扮成了一场世界大战的模样。也只是这样，中国人和科西嘉人的创痛才有了共同的背景，本来千变万化的苦难之间才有了互相理解的可能。

我回到自己房间细细的看墓地的资料：对墓地的描述是：一模一样的墓碑整整齐齐的排列成行，周围的矮墙让冷风肆意穿行，冻僵了门上的中文的铭文，铭文谈论着“关于永恒的话题”。关于史实非常触目惊心的描述：虐待和体罚的泛滥，一个本地老太太Salle夫人，当年的目击者甚至说：“相信我，25年后盖世太保比起这些英国人来一点没有创新。”无法忍受下去的工人甚至在营房里挖一个地洞把自己生埋进去，尸骨到战后好几年，营地被拆除时才被发现。还有对飞机，尤其轰炸机的恐惧。这辈子没有见过飞机的中国农民被这些神话里的妖怪一样的东西吓疯了，不顾一切冲出营地，在田野中疯跑，喊着“Sinimama,sinimama”，Salle夫人一辈子牢牢记住了这一句她从来没有理解过的凄惨的叫声，半个世纪以后依然能脱口而出。这是之所以华工营地里有一个专门的疯人院的原因。他们究竟喊得是什么？一句脏话？诅咒诅咒自己当初的决定，诅咒无理的命运，诅咒这个世界，诅咒一切的存在？

c'est affreux。Salle夫人的谈话记录中间出现了不下五次同样的话：太恐怖了。他们死于各种各样的原因，死于疾病（被送进医院的时候总是太迟了），死于劳动非人的重负，死于体罚，死于饥饿或营养不良，死于气候的不适应，死于寒冷，或者干脆因为各种原因被枪毙，之前没有任何形式的审判。不过，这个体面的墓地的存在，是不是可以赎回一些过错呢？

“见鬼去！”Salle夫人说，“他们刚开始像牲口一样的被草草掩埋，有的时候甚至头都露在地面，因为他们是被竖直了埋下去的！到了最后需要抹去不愉快的记忆的时候，这些英国人或英国人的后代来修了这样的公墓……”

还有本地居民——拥有高贵心灵的人们（原文如此），他们也在里面助纣为虐：他们发现中国人喜欢吃苹果，哪怕是做苹果酒的酸苹果。而且中国人对货币价值完全没有概念，所以他们乐得对他们用天价出售苹果。“在他们每日的苦难汪洋中加上了一滴水。”

……

这一切中方的记录，刻在公墓大门内侧：一千九百十四年至十八年世界大战，中华工人死于战地或积劳殉身者九千九百余人，遗骸业藏于法境诺埃尔勒（努瓦耶尔）。落款：施肇基。当年的中国驻英大使，也是巴黎和会的中国谈判代表。

死于战地。法方的定性是：fait de guerre。死于战事。惊人一致的暧昧官腔。

一九二一年，最后一批华工酹酒同胞的坟头，登船回国，从此在中国还将持续30年的战乱中销声匿迹。少数人，多数是浙江籍，留在了法国。那时他们大受欢迎，因为战后尤其是码头搬运等工业的法国男劳力紧缺。这是法国的最初的大规模温州移民。

回到中国的田间或钉在法国的港口，对于他们没有区别：他们在继续战斗。和生活的战斗。11月11日，为祖国的领土完整而战的法国人民获得了喘息，停战，这些华工却没有停战。他们永远没有停战。生活的战斗在生命的任何一个时刻以同样的艰苦继续。